6月中旬，尤鲁布（Yurub）和她的家人因感染新冠病毒病倒了。他们咳嗽，发烧，喉咙痛和身体疼痛。当他们在索马里兰东北部埃里加沃市的社区中被发现感染时，她和家人被人们视为罪人。社区成员不希望与他们有任何关系，连亲戚也不与他们交往。她和家人由于顾及周边人反应而没去医疗机构寻求治疗。尤鲁布的生计也受到影响。没有人会在市场上从她那里购买香蕉，因为担心她正在传播新冠病毒。她的积蓄现在也耗光了。“这种病让我没了收入，我担心该如何抚养我的孩子。”尤鲁布说，“新冠病毒在索马里兰和索马里都有，但人们不想承认这里也有病毒。由于会受到歧视，人们不想说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是说自己感染了流感或其他疾病。”“当一些人害怕被歧视时就会处于‘地下’状态，无法及时获得服务，这无益于控制流行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驻华代表桑爱玲（Amakobe Sande）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专访时做出上述表示。40年应对艾滋病的经验证明，那些防控工作做得好的国家都是歧视和污名化小，能满足脆弱人群需求的国家。这样的经验同样适用于新冠疫情防控。受艾滋病病毒影响最大的人群，往往是最脆弱也最边缘化的，例如性工作者，多元性取向群体和吸毒人群等等。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最易受到污名与歧视的人群。在新冠疫情之前，他们就往往已经因为污名与歧视，而掉队在公共健康之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会遇到一系列污名化的经历，包括回避行为，如拒绝与人分享食物、牵手或坐在附近；使用贬低性语言，如流言蜚语和辱骂；被社会排斥，观点被忽视、失去尊重和地位等。而歧视的经历可能包括身体虐待、拒绝提供保健服务、拒绝提供工作和拒绝提供住房等。与此同时，他们往往还面临着因身份(如种族、收入、性别、职业、性取向等)有关的多重交叉污名，甚至有些时候，一国的政策与立法还可能将污名与歧视制度化。例如，2019年，约有48个国家和地区仍保持某种形式的艾滋病相关旅行限制。强制性的艾滋病毒检测和基于艾滋病毒状况的禁止入境、逗留和居留，不仅不能保护公众健康，而且会破坏艾滋病毒的预防和治疗努力。对全世界数百万艾滋病毒携带者来说，这些行为一再侵犯他们的隐私权、平等权和不受歧视，并不断提醒人们与艾滋病毒有关的耻辱。2016年，联合国会员国同意取消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旅行限制。 污名与歧视还根植在更深层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但又被熟视无睹。看似日常的言语就有隐含的值得抽离出来三思的寓意。政府、社区和媒体探讨疫情、疫情传播路径以及携带病毒人群的方式，可以极大程度影响社会对某些特定群体的认知和对待，哪怕是一个词或者一句话都可能造成歧视的产生。比如，尽量避免使用诸如“超级传播者”(super spreader) 等字眼，尽量使用“获得”(acquire) 等中立词汇而不是“感染”(infect)，可以对人们的感知产生向上的促进力量，使其更愿意接受检测和自我隔离，或为其他受困人群提供扶助。污名和歧视有百害而无一利，除了对边缘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直接威胁，还对心理健康构成重大影响。例如，青年关键人群（young key populations, YKPs）和青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you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YPLHIV)所经历的歧视和边缘化，使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有可能遭遇心理健康问题。全国性的封锁和学校的关闭，导致他们缺乏与同龄人和教育者的社会接触，使青年关键人群的孤独、抑郁和焦虑感雪上加霜。24岁的马拉维学生Kondwani就是正经历污名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一员，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与HIV有关的污名与歧视作斗争，新冠疫情重新点燃了旧有的偏见，并产生了一个新的滥用名词——“新冠病毒携带者”。南部非洲国家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很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Avert的数据，这种偏见和歧视在马拉维11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中传播着焦虑——马拉维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耻辱感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来了不必要的恐惧：许多马拉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非常害怕感染新冠病毒再次遭受污名，于是选择呆在家里，不去拿药或错过支持小组的集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马拉维国家主任Nuha Ceesay表示，封锁期间进行的艾滋病检测数量也下降了35%。新冠疫情可能会使马拉维多年来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稳步进展功亏一篑。事实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高级科学顾问Peter Godfrey-Faussett说：“虽然感染艾滋病病毒似乎增加了感染新冠病毒或出现更强症状的风险，但这仍然比高龄、肥胖或糖尿病等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低得多。”除了对身心健康的危害，污名与歧视还会导致患者和社区不愿和不敢发声，最终使防治工作难度加大。因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一再强调，各国政府要努力防范在医疗场所和更大范围内的污名化观点或态度的产生，应在其出现之时即给予严厉打击。新冠疫情和40年前的艾滋病暴发一样，每一种流行病都是作为一种认知不足的疾病出现的，在全世界迅速蔓延。而认知的不足就是污名与歧视的种子。于是我们看到疫情初期的新冠感染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样，被无知的偏见裹挟。若把病毒与某个特定区域、国籍、种族甚或城镇关联起来，会助长种族主义、排外情绪甚至是对地区和城镇的污名化。随着疫情的发展，上述现象一一出现：当新冠病毒刚刚在武汉暴发时，武汉人成了部分中国人歧视的对象；而当病毒在整个中国蔓延，中国人又在海外受到歧视，遭到语言甚至是身体上的攻击；而当中国疫情得到控制，确诊患者主要是输入性病例时，外国人又成一些中国人歧视的对象。艾滋病防治经验告诉我们，对某些特定人群的严重污名化反过来会导致歧视性行为、进一步割裂人群、社区或侵犯个人隐私，此类局面会毫无例外地影响受歧视人群的身心健康和服务获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构成真实的暴力威胁，也有可能会导致采用基于恐惧和污名的政治化抗疫措施，而不是基于证据和事实。当你被歧视了，请不要用同样的方式歧视别人。疫情扩散导致各国亚裔遭遇歧视，网友发起“我不是病毒”活动。图源：《看世界》2020年第五期新冠疫情打乱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并炮制起新的社会偏见与污名，这对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来说是雪上加霜。2020年6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关于新冠疫情和艾滋病相互影响的报告。实际上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就已经偏离了实现2020年艾滋病目标的轨道，疫情更使偏离加剧。新冠疫情大大增加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受艾滋病病毒影响人群所面临的危险。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不得不面临艾滋病毒治疗和预防服务的中断、卫生系统过载、无法养家糊口和权利被侵犯等问题，同时还对自己是否易感新冠疫情而深感恐惧。2020年国际艾滋病会议（2020 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开幕式分享的一项快速在线调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导致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等多元性别群体的社会经济脆弱性增加。这项研究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LGBT+基金会和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和全球其他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在4月和5月，该研究对138个国家的2万多名LGBT+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约74%的调查参与者完全或部分经历新冠疫情的封锁政策，导致许多人正承担相应经济后果；大约13%的调查参与者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约21%的调查参与者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工作；约47%的调查参与者面临经济困难；而约25%的调查参与者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甚至食不裹腹。这些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已经不成比例地增加了受到艾滋病病毒影响群体的脆弱性。全球社会和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维持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并帮助男女同性恋、双性恋、等多元性别群体生存下来，摆脱危机。从全球艾滋病病毒防治工作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参考，例如需要增强社区的能力，让他们参与防治工作；不应在人权问题上妥协；需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污名化和歧视；需要支持弱势和边缘化群体。有证据表明，越是被边缘化、污名化和犯罪化的人，越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和遭受暴力。2019年，乌干达新增的58万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约有四分之一发生在重点人群及其性伙伴。Adrian Jjuuko是乌干达坎帕拉人权意识和促进论坛(HRAPF)团队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为乌干达社会边缘人群服务的辩护律师。UNAIDS支持HRAPF的工作，以促进乌干达边缘人群的人权和健康权。新冠疫情期间，UNAIDS为HRAPF的项目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其中包括为来自民间社会的关键人群举办关于艾滋病病毒和人权的宣传，以及向被拘留的社区成员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信息。“我们要团结起来，与新冠疫情作斗争，但我们不能忘记边缘化和歧视问题，” Jjuuko先生说。同样是在乌干达，跨性别人安娜·莫雷娜成立了一个同名组织“乌干达安娜基金会”。这个由年轻人领导的小型组织旨在促进乌干达中部跨性别社区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艾滋病病毒预防、宣传、研究、创业和筹款。为了应对跨性别人群因新冠疫情的暴发而出现的局促，该基金会从私人捐助者那里筹集了1600美元，为跨性别人群及其家属提供粮食救济，已惠及200多人。在全球范围内，跨性别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群的12倍。在日常生活中，跨性别人群也常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排斥，在就业方面遇到障碍，并遭受极端形式的性、身体、情感和心理暴力。据莫雷娜说，新冠疫情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这也是为什么社区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团结就有力量。“跨性别妇女需要安全的空间，住宿的地方和获得心理健康服务，"莫雷娜说，"乌干达政府不愿意提供这些空间，因此社区组织行动起来。”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受到侮辱与歧视后，多数会寻求各类组织和法律机构的帮助。图源 ：UNAIDS事实上，勇敢的社区组织促进了艾滋病病毒防治工作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突破，加快了药物的开发，进行创新以确保基本商品的价格能够负担得起。民间社会团体正带头努力废除那些使关键人群远离服务的惩罚性法律，例如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的长期法律，这些法律近年来在博茨瓦纳和印度被宣布无效。社区还充当艾滋病病毒防治工作中不可替代的问责监督者，例如在西部和中部非洲，社区监测提醒官员注意危险的药品库存，并生成数据，为国家艾滋病病毒防治工作提供信息。此外，社区还提供基本的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和减少伤害服务，并提供关键的非生物医学支持，以改善健康成果，帮助那些难以得到保健服务的人群。因此，汲取艾滋病病毒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新冠防治工作应将受影响的社区置于防治工作的中心：充分和正式参与防治工作的规划、执行和评价。在新冠应对中，社区已经挺身而出，因地制宜开展本地疾控应对措施，挑战错误信息和污名化，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物资，并组织当地的支持系统。通过赋权社区并与社区合作，实现政府机构无法单独企及的范围、影响和公平。根据2020年5月西非和中非民间社会艾滋病毒和健康研究所对160个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的调查，大多数（72%）以艾滋病病毒为重点的组织已经在努力提高普通民众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尽管为他们提供的资金很少或没有。对边缘人群社区组织的赋能仍然有漫漫长路要走，其中资金支持不够便是重要原因。据路透社报道，荷兰HIV慈善机构Aidsfonds在10月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约占新感染HIV的五分之一，但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他们只获得了全球570亿美元捐助资金中的1%，用于治疗艾滋病病毒和打击其传播。而在2018年，虽然跨性别人在全球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群中占比约为1%，但针对他们的资金方案只获得了总资金的0.06%，而大部分资金被用以支持普通人群。资金的短缺也和社会层面的污名与歧视紧密相关，并成为相互加重的恶性循环。若资金是针对普通人群，那么逻辑上LGBT+在内的边缘群体是否也能获助？答案是否。因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理包含关系，里面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变量：污名和歧视。其实许性别多元人群不愿意参与为整个人口设计泛泛的HIV服务，因为他们经常在接受这些服务时面临歧视。污名和歧视不仅影响了关键人群接受服务的意愿，它还从根本上影响了支持HIV服务的资金分配。肯尼亚同性恋联盟的Brian Macharia说：“耻辱和歧视，以及社会贬低的态度都是影响了发展伙伴指定资源的方式”。现如今，抗病毒药物可以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达到检测不到的水平，使他们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在阳光下。而这阳光，需要的不仅是医学研究上的突破，还有社会旧有偏见与误解的破除。对于处在新冠疫情风险中的人群或已感染病毒的人群遭到污名化或歧视性对待，会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服务。但在任何一场疫情中，若因个人的国籍、来自的国家、没有保险或其他经济社会原因，而在医疗救治中遭到区别性对待或拒绝时，不仅会阻断了个人获取关键医疗服务的路径，也会危及他人健康及破坏整个抗疫进展。因为病毒不会歧视，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仍有一个人感染病毒，不论他是否为社会边缘群体，那么疫情就可能恶化。流行病防控中只有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所有人才能安全。诚然，艾滋病病毒和新冠病毒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包括传播方式、潜伏期和传染期以及对健康的影响等等，应对任何一种流行病的措施都必须根据这一疾病的特性进行战略调整。但同时我们看到新冠病毒和艾滋病病毒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它会影响到最脆弱的人群，老年人、患有基础病的人群、贫困人群，暴露在病毒下却又无法获得防护用品的人群，以及被歧视的人群等等。从艾滋病病毒防治工作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可以为突发的公共卫生大考验提供参考答案，包括建立政治承诺、让社区参与、优先考虑科研、激励服务提供、以及将防治工作建立在人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等。通过汲取艾滋病应对的主要经验教训，新冠疫情的防治工作可以采用快速和持续的学习曲线，避免早期错误，减少对公共卫生的负面影响。
本文作者魏向楠，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公室传播和全球倡导官员，曾在国际劳工组织（ILO）亚太办事处和中国办公室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中国办公室工作，在新闻传播方面有着丰富而扎实的经验。在联合国工作之前，魏向楠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的一名记者，并在尼日利亚担任了三年的CRI西非首席记者。魏向楠具有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
本文为Diinsider“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内容之一。
